宋史：宋朝为何冗官现象严重？范仲淹为此下课，王安石都不敢触碰

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中，宋朝特有的冗官问题可谓登峰造极。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记载了一个惊人的数字：宋真宗咸平四年（1001年），朝廷一次性裁撤了十九万五千余名冗余官吏。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，还隐藏着更多未被裁减的官员。如此庞大的官僚体系就像一只永远吃不饱的巨兽，不断吞噬着看似丰盈的国家财政。可以说，冗官问题正是导致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因素之一。那么，这个顽疾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？主要有两大根源。

首先，权力制衡的需要催生了机构臃肿。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，这种得位方式让他始终心存警惕。为了防范他人效仿，他对文武百官都严加防范。对武将集团，他不仅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好戏，更建立了以文制武的制度体系。这套制度确实奏效，整个宋朝都没有出现能够干预朝政的武将，稍有异动就会被立即镇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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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文官集团，赵匡胤则采用了分权制衡的妙招。以宰相为例，这个本应大权在握的职位被层层分割：下设多位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分权，枢密院分走军权，三司使则掌控财政大权。一个宰相的职权就这样被拆分成数十个职位，其他官职更是如此。地方上同样贯彻这一理念，将唐朝刺史的职权一分为四，设立安抚使、转运使、提刑按察使和提举常平使，分别掌管军事、财政、司法和赈济。州府一级还设置通判来制衡知州、知府，再加上各种使职，形成了一套错综复杂的制衡体系。虽然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，但也造成了机构臃肿、人浮于事的弊端。

其次，恩荫制度助长了官员泛滥。虽然科举是宋朝主要的选官途径，但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在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只是少数。更多官员是通过恩荫制进入官场的——这是宋朝皇室笼络人心的特殊手段。这种制度就像一张巨大的关系网：官员退休或去世、国家庆典、战争胜利甚至出现祥瑞，都可能成为恩荫的理由。比如宋徽宗政和六年（1116年）一次郊祭就恩荫了1460多人，而南宋高宗绍兴元年（1131年）更是创纪录地恩荫了4000余人。

著名改革家范仲淹曾痛心疾首地指出：一个高官任职二十年，其家族可能因此产生二十个京官。不仅子孙后代，连门客、护卫都能沾光。日积月累，到北宋中期，冗官问题已积重难返。宋仁宗时，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提出十条改革建议，其中五条直指冗官问题，但因触及整个官僚集团利益而失败。到王安石变法时，改革者甚至不敢触碰这个敏感问题。

数据显示，宋朝官员数量从真宗时期的不足万人，暴增至徽宗时的四万八千余人。这不仅造成财政重负，更导致行政效率低下。遇到天灾人祸时，互相推诿的官僚体系难以及时应对，最终加速了王朝的衰亡。这段历史警示我们：过度的制衡和任人唯亲，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